天潢贵胄御前侍卫风雅公子……纳兰性德能不能满足你对白马王子的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都成决。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纳兰性德是出身显耀的天潢贵胄，也是一往情深的真挚爱人；是威仪英俊的御前侍卫，也是天分绝高的风雅公子，“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学而卓有成就的文人”。

　　纳兰性德，海西女真叶赫部后代，原名成德，因避讳太子保成更名性德，字容若，隶满洲正黄旗，出身显赫。

　　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主持朝政数年，是康熙朝权重一时的宰相。母亲爱新觉罗氏为太祖努尔哈赤十二子、多尔衮胞兄、英亲王阿济格五女，受朝廷封赠一等诰命夫人。

　　身为天潢贵胄又兼家族嫡长子，纳兰性德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既得到儒家文化“崇文”品格的涵润，也受到满族“尚武”精神的激励。他天资聪颖，悟性极佳，过目不忘；又修骑射，弓马娴熟，14岁时“才舞象勺，已通六艺”。

　　纳兰性德17岁入太学，受国子祭酒徐元文赏识，推荐他受教于内阁学士徐乾学。18岁参加顺天府壬子科乡试，考中举人。19岁参加癸丑科会试得第，成为贡士。康熙十二年（1673）因寒疾发作无奈错过殿试，延至三年后再补廷对，22岁“入对殿廷，数千言立就，点画落纸无一笔无非古人者”，高中二甲七名，赐进士出身。

　　康熙皇帝爱重纳兰性德的才华，封他为三等侍卫，不久累晋为一等侍卫，属武职正三品。职位虽然不太高，但是“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臣子光荣，于斯至矣”，故有“近臣无如容若者”的说法。

　　在日常的宫廷宿卫与职守之外，纳兰性德多次扈从巡行、出使、狩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真淳的品性、深厚的学养、丰富的阅历、开阔的眼界、敏锐的洞见、善感的心绪，铸就了纳兰性德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他的书法超逸绝伦，还擅长评赏书画，鉴藏古籍，影响巨大。但他更卓尔不群的是文学成就。

　　纳兰性德有《通志堂集》传世，是其病逝后六年由座师徐乾学全面整理而成。包括赋一卷，诗、词各四卷，《经解序》三卷，序、记、书一卷，杂文一卷，《渌水亭杂识》四卷，共计二十卷（辑墓志铭、神道碑、挽诗、哀词、祭文等为附录两卷）。

　　纳兰性德以词作著称于世。现存词三百四十余首，内容涉及爱情悼亡、山川边塞、咏史咏物及杂感等方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盛赞“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况周颐《蕙风词话》也称誉“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纳兰性德与阳羡词派代表陈维崧、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儒家文化作为统摄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的文化形态，对少数民族作家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纳兰性德身为满族承平华胄，相继授业于汉儒大家丁腹松、徐乾学，“学经读史，旁治诗歌古文词”，又与汉儒名士“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宜兴陈维崧，慈溪姜宸英”交往颇深。特别是与顾贞观的深情厚谊，至今依然令人感慨动容、津津乐道。

　　顾贞观是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四世孙，工诗善文，词名尤著，与纳兰性德、曹贞吉共称为“京华三绝”。

　　康熙十五年（1676年），怀才不遇的顾贞观经由国子祭酒徐文元推荐，入内阁大学士明珠府任塾师，由此与纳兰性德一见如故，成为交契笃深的挚友。这一年，顾贞观39岁，纳兰性德21岁，二人情趣相投，爱好一致，是师生更是知己，时常欢聚座谈，切磋学问，吟咏唱和。二人还曾合力营救因“丁酉科场案”而蒙冤遭遣流放宁古塔的吴江名士吴兆骞，轰动大江南北。

　　纳兰性德与顾贞观，一个满族世家公子，玉食锦衣，一个汉族失意文士，沉沦下僚，却相交相知，莫逆于心。“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纳兰性德在《金缕曲·赠梁汾》词中送给顾贞观的赤诚之语，正是对二人深重情义的最好写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纳兰性德溘然病逝，顾贞观听闻噩耗，哀伤难抑，痛心入骨，最终将其深切的怀思与追悼之情倾注在对纳兰性德《饮水词》的整理和编订活动中。

　　纳兰性德接受儒家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熏陶和滋养，在文学上多有创新，自成一家。他“以六经之微旨，润之以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以立身行己之谊”，又热切地付诸行动，表达对儒学的推崇和重视。

　　纳兰性德费资四十万金主持汇编完成的《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辑录了宋、元诸儒学经、解经之作，共计一百四十余种一千八百余卷，包括其自撰两种。该书一经问世便广受重视，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铺，一版再版，经师、通儒皆以有此用书为幸。

　　纳兰性德有着深沉的兴亡感怀和忧患意识。他文武兼擅，原本心怀鸿鹄展翅、骏马扬蹄的奋烈壮气，希望文治可以论道经邦、定国安民，武功可以驰骋疆场、守土尽忠。然而，十年侍卫生涯，看似尊贵显达，实则供人差遣，忧郁苦闷。他提出“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的创作理论，也把“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的盛衰之慨和“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的忧思之叹鲜明的呈现在其创作实践中。

　　纳兰性德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高涨的报国热情。他撰写的《渌水亭杂识》四卷，作品以考古迹、述古事、评古制为主，另有评论文学、记叙异闻及感想等内容。可见他对国事密切关注、深入思考，充满探求新知的进取精神，在工农、国防、科技、文学等范畴均提出卓越的个人见解。

　　在他笔下，更是充盈着“我亦忧时人，志欲吞鲸鲵”（《长安行赠叶讱庵庶子》）的凌云壮志、“未得长无谓，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的冲天豪情、“功名垂中鼎，丹青图麒麟”（《王仲宣从军》）的人生理想、“激烈感微生，请赋从军诗”（《杂诗七首》之五）的报国宏愿、“玉绳耿中夜，斗杓何时旋”（《拟古四十首》之五）的功名企盼。

　　纳兰性德昂扬的意气、奋发的精神、用世的热忱，所延续的正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核心追求。

　　梁启超感叹：“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