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献边缘处开掘清代文学研究新议题

　　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文献边缘与清代文学”学术工坊于11月11日在武汉举办。本次学术工坊由大会报告、六组分论坛和圆桌会谈组成，围绕清代文学研究的“文献边缘”与“边缘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湖北大学、中国农业博物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南京晓庄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等机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刘婵娟、院长刘久明先后致辞欢迎，介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对与会青年学者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与会专家围绕文学流派与文学理论等相关问题进行报告。

　　在大会报告环节，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以《被折叠的词史段落——康熙末至乾隆初的浙西词派与浙西词坛》为题，重新审视清康熙末到乾隆初这一时段的词史意义，认为文学史中被省略被折叠的时段亦大有可观；华中师范大学余祖坤教授《方东树与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离合及其启示》以方东树与桐城派的离合关系为中心，分析方东树的自我意识与理论倾向。余教授指出，今人研究某一文学流派，也要关注流派内成员的复杂构成及其同中之异；华中科技大学李军均副教授《论聊斋志异爱欲书写与“孤愤”之志》则从蒲松龄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切入，分析《聊斋志异》的爱欲书写与“孤愤”之志。

　　小组报告第一场主题为“重返文献学”，三位学者围绕文献校勘与文献版本展开研讨。本组由湖南大学副教授吴钦根主持，评议人为湖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马志立。

　　罗恰（湖北省博物馆）以《阮亨〈瀛舟笔谈〉文献价值述论》为题，介绍阮亨所编《瀛舟笔谈》十二卷，揭示该书版本源流，认为该书大略以事分卷，涉及清嘉庆年间中国东南沿海海盗活动情况、乾嘉学人的诗文创作与生平事迹、版本目录学以及金石考据学等内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潘登（湖北大学）报告题目为《刘逢禄〈春秋〉学著作考论——兼及常州学派〈公羊〉学的发展路径》，认为刘逢禄《春秋》学著作经历不断撰作、更订的过程。其版本、体例仍然存在部分疑义，“申何难郑”诸书体例和《申谷梁癈疾序》作年尤为症结所在。厘清这些问题，可为常州学派《公羊》学的发展路径提供新的解释线索。刘贝嘉（中国农业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本〈钦定续文献通考〉考论》一文，通过对比国图所藏内府抄本《钦定续文献通考》与《续通考》所呈现丰富的纂修细节，深挖不同版本间的因循嬗变及背后理路。最后指出，《续通考》在抄入《四库全书》前曾做诸多修订，如齐整体例、增删条目等。《续通考》之纂办情实、取材来源、引述方式、馆臣分工，亦可借由内府本考知，此考证对于深化“续三通”纂办流程乃至清代史馆运作机制的研究较有意义。

　　马志立指出三篇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校勘价值，他建议罗恰将《瀛洲笔谈》与《四库提要》版校勘进行对比，更深入挖掘文献价值。潘登一文则可在处理《中国古籍总目》数据基础上，补充影印本的版本信息以增强论据可靠性。至于刘贝嘉一文，马志立期待持续深耕，总结出一套馆臣编撰诸大书途径与方法的共性。

　　第二场报告主题在清代文章学之研究，由华中科技大学讲师巢彦婷主持，中山大学副教授林锋评议。

　　黄政（华中师范大学）以《进学视野和路径：〈沅湘通艺录〉考题与范文探论》为题，由《沅湘通艺录》考题与范文入手，探讨科考进学视野和路径的变化。《沅湘通艺录》收录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湖南岁试科试期间的优秀考试文章。由于光绪甲午至戊戌间，湖南风气由一般保守转向维新，加以学政江标的提倡，此试牍便成为历来重视的思想和观念文本，进而影响到彼时的科考文章风气。刘文龙（安徽大学）报告题目为《姚门传衣：陈用光在桐城派发展史地位重估》，该文重估陈用光在桐城派发展史地位，指出陈用光是姚鼐精心培育的弟子，临终还被其师托付衣钵。陈氏笃于师学，以弘扬“姚学”为己任。嘉道时期，陈氏在京师积极联结姚门弟子，增强姚门声势。道光初，陈氏成功将“姚学”引入闽浙大地，桐城派门庭得以扩大。而在桐城派发展史中，陈用光的地位却被姚莹、曾国藩建构的“姚门四杰”所遮蔽，由此形成对陈用光地位的误判。潘振方（淮阴师范学院）《科举氛围中的四书讲章与八股文——以〈孟子〉为中心》一文，则以《孟子》为中心考察了四书讲章与八股文，他认为在明清科举氛围中，四书、讲章与八股文实为“一体”。《孟子》文章中蕴含八股文法，四书讲章又以文章学方法解读《孟子》，进而指导八股文写作。故《孟子》被明清读书人尊为“举业之祖”。潘振方以吕留良《四书讲义》、孙爌《四书余说》以及王夫之的《孟子》研究为例，探究作为“技术手段”的《孟子》文章学优缺点，进而重估科举时代四书讲章与八股文的价值。

　　林锋肯定了三场报告以小见大的能力，他认为黄政的报告为了解江标的学术和政治导向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刘文龙的文章如能完善并补充对陈用光地位下滑的解释，将更加全面。至于潘振方的文章，林锋建议修正一些表述，以凸显文章核心。

　　第三组报告主题为“诗学探微”，三位学者从清代的诗学生态出发，分别介绍清代诗坛独特的编选生态、社交生态、注释实践。本组报告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先勇主持，南京晓庄学院讲师刘天宇评议。

　　刘仁（南京师范大学）以《清初清诗选本的编选生态与文本歧异》为题，分析清初清诗选本的编选生态与文本歧义，他认为由于社会结构的演变，自唐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当代人选当代诗活动，在明清之际出现重要转变。首先，大量选本的出现为文人群体提供了迅速实现文本公共化的机会，得以顺利完成社会身份建构。其次，则表现为作者与选家的紧密联系，证明选本的出现是文人群体内部通力合作的结果。“时贤选本”部分改变了清初文学文本的流传方式，加剧了文本歧异现象，模糊了“作者”的身份。林锋（中山大学）报告题目为《论清代的怀人组诗》，该文由怀人组诗透视清代文人关系。怀人组诗崛起于清代，以多种方式介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当中，内在地建构了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社交网络，涉及清代文人间的微妙情感与复杂关系，具有史料价值。林锋指出，对怀人组诗的解读，有利于扩宽清代文学史料的范围和视野。陈灿彬（南京晓庄学院）则以《渔洋之秘：惠栋的诗学观念及其注释实践》为题，考察惠栋的诗学观念及其注释实践，认为惠栋盛推渔洋，其诗学理论的建构是以渔洋为中心的。所谓“渔洋于杜、韩亦有未到处”只是从诗歌风格的角度讨论，并非訾议渔洋的诗歌水平不及杜甫、韩愈。惠栋标举的“渔洋之秘”回应了乾隆诗坛如袁枚之类的批评者，从而论证其注释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诗注实践中，惠栋对渔洋诗歌根底有自觉的认识和自发的维护，但是“凡渔洋是好”的情感也影响了注释的客观性。

　　刘天宇认为三场报告选题间相互补充，宏观勾画出清代诗坛面貌，他肯定了刘仁一文所揭示的清初清诗选本的独特生态，并指出进一步追溯的潜在空间。对林锋的研究，他认为若能够在批评意义上补充诗史的内涵，将更为完善。至于陈灿彬的论文，刘天宇建议在讨论渔洋诗学与传播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提出王渔洋作为方法和工具的重要性。

　　第四场分组报告主题为“副文本与边缘展开”，三位学者突破文献边界，将建筑、阅读史、心理诠释纳入考察范围，研究对象超越传统的纸本文献，使这些意义丰富的副文本与文献形成了互文补充。本场报告主持人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吴晨骅，评议人为南京大学副研究员刘驰。

　　尧育飞（华中科技大学）以《梁鸿祠与道光年间的一种风雅实践》为题，探究文本与建筑之间的互文性。报告指出，梁鸿祠于无意中得建祠风气之先，间接影响苏州苏轼祠及京师顾炎武祠的建设。梁章钜所编《梁祠辑略》亦为梁祠增添了必要的纸本文献。此后，梁祠成为苏州地区文人新的活动空间。在追溯梁鸿故事中，梁章钜触及吴中文学“微结构”，却因迎合清代对梁鸿的正统理解，终令这次风雅实践宣告失败。张昊苏（南开大学）汇报题目为《论乾嘉时期藏书家的通俗小说阅读生态——以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及其交友圈为中心》，以周春《阅红楼梦随笔》透视乾嘉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治学理念和阅读生态。他认为，《阅红楼梦随笔》早期读者多系周春同乡亲戚、学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通俗小说阅读、研究群体。张昊苏梳理了周春治学方法与索引范式的形成，并进一步挖掘藏书家的阅读史对于作品阐释的意义。朱春洁（广西大学）以《犬OR狼：清中后期流人的西人印象与错杂感知》为题，探讨了犬狼符号在流人群体中的意义流变。清朝中后期，流人文本乃至各类报刊常用动物名称来指代西方人士，又以 “犬”“狼”最具典型。她认为，流人对西人的指称亦随着国际关系的缓急、强弱对比的升降而变化，由犬到狼，由驯服中施舍到恐惧而羡慕，此番复杂的情感转变，不仅是流人有别于前朝历代流放者的独特体验，亦是历史转折时期国人的心理缩影。

　　刘驰高度肯定了三位学者突破文献边缘的勇气与切入视角的新颖。刘驰认为，尧育飞的选题涉及公共空间、特殊文献、地域认同等系列问题，不仅深化了对建筑与文献互文关系的理解，更对文献研究边缘进行了有益的拓展。他建议尧育飞将视野拓展到全球性的公共空间问题，放眼世界文学视域中观看文学的本土性与地域性。论及张昊苏一文，他肯定了张昊苏将阅读史、藏书史、阐释史结合的尝试，建议其补充思考小说的阅读与考据特殊性，以及在使用考据方法时的尺度与边界。对于朱春洁的研究，刘驰称赞其引入了流人群体与符号阐释的元素，建议她强化对“流人”的定义，注意传统文化语境中犬与狼的共通性与转化性。

　　第五场分组报告主题为“清词秘境”，四位学者聚焦清词，挖掘文献的删改、刊刻、声律与重现所具备的意义。本组报告由广西大学助理教授朱春洁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黄政评议。

　　吴钦根（湖南大学）以《修择的技艺：谭献的词集删改与词艺、词风的养成》为题，就谭献的词集删改与词艺、词风的养成进行了解读。谭献作为晚清词学名家，作品曾多次结集，通过版本间所收词作篇目及数量的相互比勘，可较为清晰地复原出谭献删取己作、打造晚年定本的完整脉络。通过稿本《复堂日记》所载填词草稿及其所遗留的丰富异文，不仅可呈现一首词由萌生到定型的大致历程，还能进一步对谭献的词艺进境与词风养成作历时性的深入探究。王先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汇报主题为《顾贞观〈弹指词〉版本关系考述》，他认为《弹指词》主要有三卷本和两卷本两个系统。顾贞观弟子杜诏首次刊刻《弹指词》三卷，雍正二年，姚廷谦在杜诏刻版的基础上重新校刊印行。王先勇追索了三卷本、二卷本、四卷本等版本的印行递变与底本渊源，以及凝定过程。吴晨骅（湖南师范大学）则以《论《词律》《钦定词谱》四声观的因革与启示》为题，对两本词谱之四声观因革进行分析。他认为在词谱发展史上，万树《词律》引入了词要守四声的观念。《钦定词谱》则修正了《词律》部分对四声的要求。《词律》的四声观念所存问题源出于元、明曲学观念，词、曲虽有文体共性，亦存在深层差异。这意味着在借鉴曲学研究词体四声时，也要认识到四声观念在词学中适用的有限性。刘天宇（南京晓庄学院）《首部《清词纪事》的发现及其价值》一文，以首部《清词纪事》的发现及其价值为主题，认为黄孝纾的《清词纪事》是清词研究界迄今所见的首部“纪事”类著作，它的编纂过程与黄孝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词学活动密切相关。这部曾经“消失”的《清词纪事》，在文献学上具有选材独到、网罗放失和考证精详三大特点，在史学角度上呈现出有意纪史与补充史料的意义，于词学研究的本体亦有与后出同类著述相互补充的学术史意义。

　　黄政指出四场报告论文都非常细致，可见考据功底，他建议吴钦根考证谭献改词时有没有根据词谱，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吴晨骅一文可补充介绍元明曲学的继承关系。至于刘天宇一文，黄政建议可以结合近代史论著做深入评述，并对文章中的一些风闻补充考证。

　　第六场分组报告主题为“边缘语境与文学研究”，四位学者分别从文论、题画、骈文、诗律入手，重返文献语境，挖掘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生态与清人心态。本组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仁主持，评议人为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昊苏。

　　骆耀军（南昌大学）以《章太炎的“文本不工”论》为题，探讨章太炎先生与刘师培之间的学术分野，以及民国以来“文学”体系的建构与流变。报告认为，章太炎指出刘师培为文“不工”并非贬义，甚至有激赏之情。骆老师从文本出发，总结出刘氏为文之“工”是“博而有约，文不奄质”。章氏以“文字”古雅、“文质”朴素作为为文“工”的准则要求自身，在晚清民国“新文体”浪潮之下亦陷入尴尬境地。刘驰（南京大学）《〈随园图题辞〉中的文化创伤、历史观念与文学认同》一文，讨论了边缘文献与文化集体记忆的关系。《随园图题辞》有总集的特色，众多题辞者通过前后相续的题画方式、不断升华的写作主题，揭露出战后创伤从个体到集体的扩散，从心理层面向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深化，展现出了普通文人的文学话语权、选择权在文学接受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刘驰指出，《随园图题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文人的文化创伤、历史观念与文学认同，折射出同治朝复杂的时代镜像。杨珂（南京大学）则以《骈俪之用：从“边缘文献”看骈文的文化功能与清代士人生活》为题，分析了清代独特文化语境与骈文的文化功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清代书院的日用需求以及各种文化语境中对美文的重视、追求，皆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骈文参与到士人的文化生活当中。在“纯文学”的骈文作品外，还有诸多曾被视为“边缘文献”的骈体文献可体现骈文的应用面向，如骈体方志、骈体医书等。清代骈文的形式、功能与外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结因此体现。刘洋（南京大学）在报告《边缘的边界：论清代前期诗律知识的传播方式及特征》中，指出清代前期词律知识的边缘性与私人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传播方式与士人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士人阶层整体不重视诗学，亦缺乏诗歌声律学专著问世，近体诗律知识通常是在家族、师徒内部传承。这使得清代前期近体诗律知识更多是私人性而非公共性的知识，其传播存在特定的边界。

　　张昊苏肯定了四位学者选题的新颖以及对于文化语境的还原，并一一与报告人对谈。鉴于章太炎本人早晚年的观点有所出入，张昊苏建议骆耀军列举相关参照物，如章太炎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相关论述。刘驰一文则可补充题辞者接触《随园图》的中介途径，并补充征集题词的方式与范围的选择。至于杨珂一文，张昊苏建议补充骈文唱和的背景、传承者、接受对象、创作环境，并探讨这些因素对于骈文审美和创作风格的影响。同时，他建议刘洋在审视诗律影响范围的基础上，补充名人效应、考试需要、印刷技术等因素对于诗律传播的影响。

　　本次学术工坊的圆桌论坛由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骆耀军主持，尧育飞、刘洋、刘文龙、陈水云、陈灿彬、刘天宇、朱春洁、马志立等学者先后发言。

　　谈起了召集本次学术工坊的缘起及主旨，尧育飞指出三重原因，第一，此处所谓“边缘”有身份之感，源于青年教师在现有学术体系中身份边缘、所处武汉地区清学研究并非中心、而所研究的清代文学在古代文学领域又位于“学术鄙视链”之下游，故每有身份边缘之感；第二，因身份之感，于是对“文献边缘”也有所思考。所谓“文献边缘”包括中心文献之边缘以及文献的边缘两重意思。由地域观之，在江南地区的中心文献外，尚有广大的中西部文献有待开拓。由文献结构观之，有主流者如诗文集，有边缘者如日记等文献。文献学如何在它的边缘、副文本和边缘地带提出新命题，是学人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文献边缘与清代文学的推进颇有关联。清代文学研究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何者为主，何者为次，每位学者的理解各异。然，如何超越自认的主流？学者又以什么身份自居？这些问题正是“文献边缘”命题的张力所在。最后，尧育飞指出惟有自居边缘，才能勇于挑战主流，开辟属于自己的新世界，故最后他以读杨阿敏所编《学海沧桑》之“争气”和“成事”的感悟，与在场的青年学者共勉。

　　刘洋则对会议论文进行了深刻评述，又引冯班晚年之语：“况古人之事，远者数千年，近者有百年。一以今日所见，定其是非，非愚则诬也。”她强调学术不应该是僵化的封闭思维，而应该超越传统模式，敢于选择被忽视的文献，勇于开创新的学术路径。即使身处边缘，也要正视自身的价值。尽管清代文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可能被视为边缘，但决非文学历史的边缘。她鼓励同辈学者不仅要争气、成事，更要自信、团结。在相互批评的同时，也要互相重视，承认彼此的研究价值，以使研究得以广泛传播，让“边缘”不再是边缘。

　　引言人刘文龙指出关于“边界”的问题，提出文献边界到底在哪里，文学文献的边缘以及中国文献的边缘及文学文献交叉之后的边缘到底如何建立等问题。他认为，会议提交的24篇文章，有力地探索了那些问题。陈灿彬则表示，当前文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精英，这些精英掌握着话语权，但实际上只是社会的少数。他强调，尽管文学研究的主流似乎是精英的领域，但真正的主流应该是普通人。因此，研究应该更关注普通人，为普通人写实，为普通人代言。他认为今日所论这些清代文献中的人物，大部分也都是普通人，这体现了选题的进步。

　　陈水云教授期望与会学者们能够保持稳定的联系，持续推进工坊，不断提升其影响力。他强调了重视文本删改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受明清集体创作风潮的影响，清代文学创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作者需要接受来自读者、选家、注家等各方的意见，反复修改文稿。这一过程反映了创作纪律的提高和创作观念的变化，因此文本如何结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刘天宇分享了自己参会的感受与展望。他从文体方面谈到会议报告中诗文居多，而小说、戏曲和骈文辞赋则处于边缘。他呼吁大家更加重视并支持这些边缘领域。其次，他指出在文献和文学之外，应更注重文史互动和史事结合。最后，他谈到清代满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但目前关注较少。

　　朱春洁分享了自己对边缘的独特感悟，她身处广西这个西陲之地，曾致力于流贬文学的研究。在梳理中国整个流典文学史时，她发现中心与边缘实际上是相互转化的，而且边缘跟中心有时并非地域问题，而是群体问题。文学的中心主要围绕核心文人，具有流动性，边缘和中心只是暂时的认定。她期待在座的青年才俊通过努力，将边缘文献逐渐凝聚为一个中心。

　　圆桌论坛最后，刘天宇即席赋《集句贺“文献边缘与清代文学”学术工坊成功召开》记录本次会议，诗云：

　　本次“文献边缘与清代文学”学术工坊至此结束，而年轻学者从各自耕耘的学术园地出发，不断探索文献的边缘，探索清代文学研究新路的旅程，则刚刚迈入新的阶段。真本色甄别旧戏草真德秀赵执信贞观公私画史凯发主页地址真诗乃在民间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针线真情苦境甚可观